理位置。战国时，秦国的三个都城雍、栎阳和咸阳，都排列在渭河北岸，主要是因为渭河之北有一条平坦的东西大道，可以直通到当时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晋国。虽然渭南也有一条道路，但却不如渭北的重要。北京在古代之所以发展为华北北部最大的城市和著名古都，原因之一就是位于中原北部通往东北、蒙古高原和山西高原几条道路的连接点，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。
    在古代，利用河流进行水上运输是最为便捷的交通运输方式，但不少都城周围缺少可供航行的河流。为此，朝廷往往动用巨大的人力物力，开挖运河，以弥补天然运力的不足。因此，战国魏惠王迁都大梁的第二年，就开挖鸿沟，沟通黄河和淮河间的主要水道。隋炀帝在营建东都的同一年，便开通济渠和大运河，使船只可在洛阳下水，入黄河和淮河，直下江南。
    第四，周围要山环水绕，便于防守。为了确保都城的安全，不至于轻而易举就被敌人攻占，历代王朝都要求都城所在区域是险要之地，今西安之所以成为古代建都时间最长的古都，其所在的关中区域山环水绕，易守难攻显然是原因之一。不仅如此，都城的四周最好也有险可依，以资最后的抵抗。建于西安附近的古都，西周的丰、镐，秦的咸阳，西汉、北朝、隋、唐的长安，城址都没有越过灞水，原因是要“临河以为渊”。因为这些王朝的主要威胁来自东部，南北流向的灞河无疑是一道天然屏障。隋朝营建的东都洛阳，南望伊阙，北据邙山，东临瀍[chan潺]水，西接涧河，洛水中贯，显然在选址时已考虑到防御的需要。
    如果不具备山环水绕的地理形胜，便只好在都城周围屯驻重兵，借助于血肉长城，由此就要大大加重都城对外地粮食和物资的需求程度。北宋初太祖之所以打算迁都洛阳或长安，用他的话来说，就是“欲据山河之胜而去冗兵，循周(东周)、汉(西汉和东汉)故事，以安天下也”。他担心定都开封，屯驻重兵，必然要大大加重人民运输漕粮的负担，“不出百年，天下民力殚〔dan单〕(意思是用尽)矣。”(李焘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一七)这种担心不能说没有道理。
    第五，所在区域经济要发达。都城既然是全国人口最多的都市，消耗巨量的粮食和生活用品，而古代长途运输又是如此不便，如果都城所在地区经济发达，就可以减少对外地的依赖程度。因此，古代都城的所在地往往都是经济发达的地区。上节已经指出，唐中叶以前，我国经济重心在北方的黄河中下游，所以统一王朝的都城设在长安和洛阳，以后经济重心南移，迫使都城向东向南移，先是迁到靠近江淮的开封，然后干脆迁到位于江南的南京。就全国总的经济格局而言，都城需要位于或靠近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。就次一级的区域来说，都城所在地也应该是区域内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。战国时，秦国把都城从栎阳迁到咸阳，主要因为栎阳所在区域多盐碱泽卤地，没有经过长期的开发改造，经济落后，而咸阳一带人口稠密，开发早，终南山物产丰富，取之不尽。元明清的都城北京虽然已不是经济重心地区，但所在地也是北方经济比较发达的区域。
    第六，山川要秀丽，景色宜人。古代帝王在志得意满，饮甘餍饫[yanyu厌玉]之余，还要纵情于声色犬马，田猎游乐。他们不仅在城内修建了大量的宫殿楼阁、沟渠池塘，还在城外大造离宫别馆、禁园御苑。古今闻名的游览胜地西安骊山脚下的华清池和杭州的西湖、北京的西郊，当年都是帝王纵情游乐的地方。由于这一原因，历代统治者在选择都城地址时，往往也要求都城及其附近山川秀丽，景色宜人。明朝人谢肇淛在《五杂俎[zu祖]》一书中分析南宋高宗定都杭州的原因，甚至说：“高宗之都临安，不过贪西湖之繁华耳。”即西湖周围的秀山丽水是促使高宗定都杭州的主要原因。
    都城选址时，除了要考虑上述自然条件，往往还要取决于占卜的结果。古人认为在宇宙间存在着无所不能的主宰力量，选择都城这种重大事情，必须征询上天的意见。西周修建洛邑之前，首先进行“卜宅”，即通过占卜确定在此建都是否吉利，占卜大吉，才能确定城址并正式动工。隋代在龙首原建都城，事先也经过占卜。新都开工前，隋文帝发布诏令说：“现在居住在此，只是权宜之计，既没用筮〔shi适〕草或龟甲占过卦，也没对过天象，因此不能建为首都。而龙首原山川秀丽，万物生长茂盛，经过占卜，适宜建都。”(《隋书·高祖上》)
    就像金无足赤、人无完人一样，要选择各方面都十分理想的都城同样也是不可能的。不仅统一王朝的五大都城如此，杭州、安阳、成都等区域性政权的都城也同样如此。因此，只能根据当时的主要矛盾和迫切需要确定都城地址。此外，都城的选址往往还要受历史继承性影响。
    长期生活在安土重迁的农业社会的人，一般是不愿意轻易改变自己所熟悉的生活环境的，因为举家搬迁不是一件轻易的事。一个王朝，要在一个新的地方建都，或将都城迁到另外一个地方更非易事。这不仅是因为不容易选择到各方面较旧都城更-->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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