族斗争的背景下产生的。
    元朝和清朝都是我国边疆民族入主中原以后建立的朝代，元朝是来自蒙古草原的游牧民族蒙古族创建，清朝建立者是来自东北白山黑水的半狩猎半农耕的女真族。它们原先生活的地区人口稀少，经济落后，社会发展程度低，主要是受中原地区先进的经济文化吸引才步步南下入主中原的。因此，当他们占领人口稠密、物产丰饶的华北平原以后，自然要着力经营，将其建成进一步南下的基地。另一方面，清初的首都沈阳、元朝原先的都城上都开平府，离中原地区都差不多有千里之遥，并且交通不便，不利于就近统治汉族地区。北京是他们在汉族地区夺取的第一座最重要的城市，又是华北平原北部重镇，将北京作为首都，便于控制华北并夺取全中国。历史上，元、清二朝都是先取北京，再取华北，在定都北京以后统一全中国的。
    对于这些民族的统治者来说，在北京建立首都，还有在长安、洛阳、开封等中原腹地建都所没有的好处。首先，这些来自温带地区的民族，初进中原时不容易适应那里炎热的夏季气温，而北京位置偏北，夏季要比中原腹地凉爽，最热月平均温度要低2c甚至4c—5c。五代后晋开运三年(公元946年)年底，契丹军队占领开封，但在第二年的三四月间便匆匆忙忙班师回北，除了汉族人民的反抗外，“南方暑湿，上国之人不能居也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二八六)也是原因之一。相比之下，北京的夏季气温要容易适应一些。北京靠近塞外草原和高原，也便于统治者就近去避暑。其次，北京贴近他们的故乡，便于保持与故乡的联系，以便保留一条退路。当时蒙古族、女真族人口并不多，一般只有几十万人，这些民族的统治者君临几千万乃至几亿人口的汉族人民之上，难免要产生一种潜在的恐惧感。在贴近本民族生活的地区建都，平时可以获得一种心理的安全感，一旦保不住在汉族地区的统治时，还可以迅速逃归故乡。元朝最后一个皇帝顺帝便是在北京陷落前夕，带领后妃、太子、部分大臣逃归蒙古高原的。
    就连明成祖迁都北京，也与民族斗争的背景分不开。元顺帝退回蒙古高原后，仍拥有相当实力，继续称大元皇帝，气焰犹盛，对新兴的明朝构成巨大威胁。明成祖在即位以前是驻守北京负责保卫北部边防的藩王，对此有深刻印象。因此，他夺取皇位后，迁都北京，不仅以天子坐镇边疆，还多次率重兵深入蒙古草原纵深地带，消灭蒙古军的有生力量，使之不能威胁明朝。此外，北京是成祖赖以起家的根据地，政治上比较可靠，选此为都也比较安全。
    不过，作为统一王朝的首都，北京并不是理想的选择。首先，它偏在中原边缘地带，与四川盆地、珠江流域、长江中下游等南方地区相距遥远自不必说，即使与北方的昔日政治中心所在地区也有相当的里程，这在古代交通状况不便的情况下不利于控制全国。何况北京所在地区物质基础有限，没有能力满足统治阶级和大量非生产人口的消费需要，漕粮和物资仍主要依赖长江流域，靠京杭大运河长途运输，极大地加重了人民负担。其次，北京与强悍的周边民族为邻，建都于此等于天子守边境，首都作要塞。北京虽然西、北两边有燕山可资防守，但东、南两面是大平原，无险可依，周边民族的骑兵一旦突破燕山和长城防线，即进入坦荡的大平原，数小时即可兵抵京郊。如果中原王朝国家力量强盛、周边民族政权力量衰微时，北京的安全不会有太大的问题，但国家力量衰微或者处于动乱之中而周边民族政权力量强大时，要保证首都的安全就相当困难。明中期蒙古草原的游牧民族政权曾数度突破长城，兵临京郊，甚至明英宗也沦为俘虏；明末清朝军队进入山海关不久即攻占北京，便是证明。
    南京位于富饶的长江下游，所在地区经济发达，交通方便。市区三面环山，一面临江，易于防守，并较其他长江下游的城市离华北最近，向为南方割据政权的主要建都之地。不过，与西安、洛阳、开封等古都相比，南京的地理位置相对偏南一些，建都南京有利于南方开发，但却不便于控制始终作为中国政治漩涡的华北，也不便于加强与周边地区的联系。因此，明代以前，南京在我国政治舞台上发挥较大作用的时期，基本上是在中国处于战乱纷纷，陷于分裂的特殊年代，一旦全国统一，“金陵王气黯然收”，“玉树歌残王气终”，南京在全国政治中的地位便大为降低。
    公元1365年，朱元璋率领红巾军渡过长江，占领南京。以后，朱元璋以南京为根据地，发展自己的力量，西征北伐，统一长江中下游，最后统一全中国。南京之所以被朱元璋选为明朝首都，首先因为这里是他赖以起家的根据地，他在此经营多年，建立了深厚的政治基础，开国后容易稳住局势。其次，南京位于全国经济最发达的长江中下游平原，定都南京，不需长途运输，就可轻而易举地解决都城的粮食和消费品供应。由于南京存在着地理位置过于偏南的缺陷，朱元璋即位之初曾到中原地区视察，打算在传统的建都城点选择一个“临中夏，御夷狄”的首都。但他发现，经元末战争后，中原经济残破，人口稀-->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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